为什么说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这是广泛流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顺口溜，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观众的观影体验。
阿尔巴尼亚电影之所以令中国观众感到“莫名其妙”，“罪魁祸首”是1971年上映的《脚印》和《第八个是铜像》，这两部电影均采用了多点倒叙的手法，尤其是后者，整部影片发生在二战后七个战友护送烈士易卜拉辛的铜像回故乡的路上，通过每个人的回忆组成了反法西斯战士、游击队员易卜拉辛完整的形象。这种叙事方法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对于习惯了平铺直叙的中国观众来说有些水土不服，大多数人看了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小贝尼》
实际上，绝大部分在中国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一度是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外国电影。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有近30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上映，数量之多占社会主义国家之首。
中国观众第一次接触到阿尔巴尼亚电影是1953年上映的《伟大的战士》，该片讲述的是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带领下抗击土耳其人侵略的故事，准确地说，这是一部以苏联为主的合拍片，由拍过《带枪的人》的苏联功勋导演谢尔盖·尤特凯维奇执导，曾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奖。
1959年，为庆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阿尔巴尼亚自主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塔娜》在中国首映，该片根据著名作家法特米尔·加塔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讲述的是农业合作化背景下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落后思想作斗争。虽然当时中国已步入人民公社时代，且距离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已过去了近10年，但观众看到这样的故事仍感到十分亲切。
露天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
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陷入困境，曾经统治中国大陆银幕的苏联以及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电影渐渐退出，它们的位置便由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电影所取代。
阿尔巴尼亚电影真正引起中国观众的关注是在1962年，这一年相继上映了《山鹰之歌》《他们也在战斗》《锻炼》三部电影，《山鹰之歌》的海报上了《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而《红日》作者吴强推荐《他们也在战斗》的影评文章也引起了许多读者对这部电影的强烈兴趣。
迪米特尔·贝坎尼在《他们也在战斗》（左）和《海岸风雷》中
《他们也在战斗》讲述的是二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全民皆兵，连孩子都参加了战斗，勇敢的儿童团员协助游击队抵御意大利侵略者，有的甚至献出了年幼的生命。中国观众还因该片结识了一位年轻英俊的阿尔巴尼亚演员迪米特尔·贝坎尼，他后来又在《海岸风雷》一片中饰演英勇的老三彼特里。
八一厂演员里坡
1962年底，中国首次派出由新影厂长钱筱章、八一厂导演冯一夫和演员里坡组成的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次年年初，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也对我国进行了回访，掀开了中阿两国电影往来的新篇章。
文革中的1968-1976年，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地位骤然提升，几乎成为唯一能够在中国电影院中看到的外国新电影，此间先后有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海岸风雷》《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战斗的早晨》，阶级斗争和反特题材的《特殊任务》《广阔的地平线》《脚印》《烈火行动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题材的《勇敢的人们》《创伤》《山姑娘》等在中国银幕上火爆上映，且长映不衰，一票难求，成了中国“电影荒”中最难得的精神食粮。
《伏击战》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和“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等电影台词一度家喻户晓，片中那些戴着黑色小帽，穿白衬衫，黑背心，手持长枪的游击队员形象令人难忘，而《宁死不屈》的电影插曲“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居然也唱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加入了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
1977年11月29日，在阿尔巴尼亚解放日到来之际，我国上映了阿尔巴尼亚新片《最后的冬天》，这是我国正式公映的第23部阿尔巴尼亚影片，该片在京沪等大城市稍现即逝，《最后的冬天》成了“最后的晚餐”，从此未见有该国的新电影在我国影院上映。
从《塔娜》到《最后的冬天》，阿尔巴尼亚电影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在华放映史。时过境迁，《海岸风雷》《宁死不屈》等影片被制成DVD光盘默默蹲在新华书店的一角，封存着我国一代中老年观众对往昔的追忆。
